新华保险福建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杨建表示，新华保险福建分公司作为一家大型国有控股金融公司驻闽企业，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双方合作核心理念都是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我们这次合作也是寿险和文化两个行业良性互动、共谋新的发展点的一次探索，葫芦弟弟致力于全民阅读兴趣培养和阅读能力建设；而新华保险致力于长期、终身的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和保障。双方通过整合资源，能够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培育保险业和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必将带来文化产业繁荣和保险市场发展的双赢局面。

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施行，与《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密码法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数据安全的法律保障体系。伴随日益完善的法律规范，科技企业也越来越重视数据安全管理。“数据是企业的核心资产，安全是数据保护的前置，数据安全保护要把安全意识嵌入到数据治理的每一个环节。”360数科信息安全专家吴业超介绍，从具体应用层面来说，企业数据安全管理要从数据全链路管理、数据安全制度建设和人员管理三方面入手。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发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后，在进一步审查饶漱石问题的过程中，认为饶漱石在主持中共华东局工作期间，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不依靠和发动群众，片面依靠公安机关“以特（务）制特”的方法办案，犯了右倾错误。对饶漱石、扬帆的审查，又牵连到潘汉年。

陈云与潘汉年同为江苏籍，两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有过工作接触，建立了不错的关系。潘汉年后因被控罪行入狱，陈云在详尽了解案件情况后坚信其清白。此时，国家正处于特殊时期，很多知情者因安全考虑拒绝为潘作证。潘曾确有与汪精卫的私下会面，但会谈内容无人可证，这使得陈云为其翻案的努力一直未能成功。

1977年潘汉年去世，这让陈云更加执着于洗清其名誉。1979年10月，陈云因病需手术，担忧自己可能不再醒来，他在手术前致信领导人，强调自己是潘被派往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上级之一。信中提到，其他负责同志已去世，他成为唯一能证明潘清白的人。陈云将这一责任转嫁给前往医院探病的姚依林，希望倘若自己去世，仍有人记得为潘汉年平反。

此外，陈云还表明自己反对几项对潘汉年的罪名认定，认为潘与国民党的接触都是按上级指示进行的，且判决时缺乏确凿证据证明其为“内奸”。手术后，陈云康复期间，始终关注潘案，一有机会便力促中央复查。

到了1980年，随着多位领导人逝世和政策的调整，陈云终于找到时机推动案件复查。同年11月，廖承志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潘案的疑点，建议党内重新调查。陈云随即联系公安部，要求查阅当年的案件档案，并安排人员复查。

潘汉年早年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加入了由郭沫若等人发起的创造社。在郭的推荐下，潘汉年很快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革命军日报》的主编。

到了1925年，潘汉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借助于他的合法身份，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积极为党的事业工作。这一时期，他不仅积极参与了组织工作，还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背景，为党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遮掩。

1931年，中共特科头目顾顺章被捕后，上海的党组织面临严重危机。周恩来急忙调度人手，重新组织特科，此时潘汉年被临危受命，接手特科的临时工作。他上任后迅速展开行动，与红队合作，清除了多名敌特分子，包括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督察长，强有力的打击了敌人的士气，并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在恢复情报网络方面，潘汉年发挥了他的交际能力和组织才能。他不仅在上层社会中有广泛的联系，还能够影响从同盟会的元老到普通邮递员等各个层面的人。

1933年，潘汉年被调到中央苏区，负责宣传工作，并很快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代表，与十九路军进行谈判，成功签订合作协议。他的工作不仅限于内部管理，还涉及外部的外交和谈判。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潘汉年参与了长征，并最终到达陕北。在长征途中和到达后，潘汉年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对外联络和外交工作。他被派往莫斯科，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与共产国际接洽，争取对中共政策的支持。潘汉年他在苏联期间，不仅传达了中共的立场，还参与了与国民政府驻苏联使团的接触。

在抗日战争及中国内战期间，潘汉年作为一名重要的情报人物，其行动和影响力横跨了多个重要地区和历史事件。尽管潘汉年在公开场合以明显的共产党身份活动，他的情报工作却充满了复杂性和深度，这些活动不仅涉及了共产国际，还牵涉到国民党内部以及与日伪政权的暗线交涉。

潘汉年的情报网络，尤其是在南京、上海、广东和香港等地的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情报的收集和传播。在这一背景下，日籍共产党员中西功作为“潘汉年系统”的一部分，利用其在满铁调查部的特工身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关键信息。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西功成功地传递了关于日本计划偷袭珍珠港的情报。

这条关于珍珠港的情报与国民党中统译电员池步洲破译的另一条密电形成了独立的情报线。虽然美国最终没有采信这些情报，日本的偷袭还是得逞了，但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美国的加入。

然而，在1943年，当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转机时，潘汉年却因一次情报活动中的失误，给自己带来了后续的困扰。当时，一些看清日本败势的汉奸开始寻求“翻盘”，其中包括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李士群企图同时在国共、日伪三方之间周旋，试图为自己寻找退路。

在这一过程中，李士群通过特别党员袁殊接触到潘汉年。在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的影响下，潘汉年同意与李士群会面，希望从汪伪高层那里获得更多日伪军的情报。然而，在会面过程中，李士群突然提出邀请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潘汉年却未能及时与上级沟通，便半推半就地前往了这一不明智的会面。

这次会面很快被国民党情报机构发现，并在媒体上造成了巨大舆论。虽然中共中央对此事一无所知，并迅速否认与日伪勾连的指控，但这件事情最终因为缺乏确凿证据而不了了之。

来自 柴志光编；张泽贤总主编. 海上碑林里的红色记忆[M]. 2021股票杠杆交易原理